30.第30章 东欧欲晓，中日工业化的角力(4)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不同于德国，美、苏、英、法对德国实行的是直接军事统治，在日本，占领军是通过日本政府实施间接统治，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麦克阿瑟才能拥有对日本人民进行直接统治的权力。面对天皇存废问题，麦克阿瑟在日本期间的直接生活感受，使他确信保留天皇制度将有利于美国的“间接统治”。他还系统地研究了亚历山大、凯撒和拿破仑实行军事统治的历史经验，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几乎所有的军事占领都孕育着未来新的战争”，天皇在日本已被演绎成神的化身，虽然日本战败，但天皇的感召力“胜过20个机械化师团”。因此，如果废除天皇，那美国将背上充满敌意的沉重包袱，无限期地管理面临崩溃的7000万人口。

  日本政府在战争中早就习惯了受军方的指挥，它不像一个决策机构，而更像是一个执行机构，所以当美国占领军替代了日本军方，日本政府完全没有障碍地与占领军进行了合作。

  美国对日本最初的态度与对德国类似，就是从根本上摧毁日本再次挑起战争的工业潜力和战争意志。为此，美国对日本同样准备了一套日本版的“摩根索计划”。美国的目标是，战后日本工业的生产规模大体上只能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的水平为限，将日本的工业能力降低到一个初级工业化的水平，仅能满足自身经济的低水平运行，而不至于给美国人增加占领成本。同时，为了迫使日本向亚洲曾被侵略的国家提供赔偿，大量的工业设施将被拆除，作为向这些受害国提供实物赔偿的手段。美军制定了日本工业拆除的“黑名单”，在名单上出现的企业总数为1100个，少于德国1600家的规模，这既是美军对日本战略轰炸更加彻底的体现，也反应了日本工业弱于德国工业的现实。

  除了对日本进行工业“阉割”之外，美国占领当局认为，日本军阀得以发动战争的另外一大根源，就是多年来在学校系统中对青年灌输“军国主义”思想的教育制度。因此，跟随美国占领军一起来到日本的，还有大批美国的教育学家。美国占领当局一方面逮捕了东条英机等战犯，另一方面则着手在教育系统中将“军国主义”思想的鼓吹者们立刻清除出去。美国教育家们开始制定思想内容在教材中的方向，明确了什么样的观念是日本的年轻人应该接受的。

  与此同时，美国占领当局也准备对日本的财阀体系动刀子。但是，这里面存在着许多蹊跷的地方，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这四大财阀显然是军国主义的最重要的支持力量和财源基础，所谓“解散财阀”，仅仅将财阀们的持股公司打破，但是财阀体系中最核心的财阀银行，却毫发未伤地保留下来。这些财阀银行家族与华尔街和伦敦城的国际银行家们，有着上百年的交情，三井家族甚至在明治维新之前就与国际银行家们的关系非同寻常。所谓“刑不上大夫”，当刀落到财阀们的头上时，总有意外的无形之手化解了严刑峻法，这种力量不只是来源于日本政府，也出自占领当局背后的势力。如同德国的银行家在支持纳粹的同时，也在巴塞尔与英美银行家们打得火热一样，他们在战后同样没有遭到应有的惩罚。

  日本战前企业发展的资金来源中，贷款仅占12.8%，但战后的1951年，企业发展对贷款的依赖度高达62.8%。这无疑大大强化了财阀银行对企业的影响力。当日本与美国签订《旧金山合约》之后，重新获得了国家独立，日本于1953年修改了麦克阿瑟制定的“禁止垄断法”，允许企业竞争对手彼此持股，实际上相当于允许财阀被分拆的企业重新组合起来。修改后的法律允许银行可持有企业股份的比例从5%提高到10%，这样一来，一个以财阀银行为中心，原财阀企业们纷纷采取相互持股的战略同盟就形成了，财阀银行不但同样持有这些公司的股份，而且还向财阀同盟公司提供更加优惠的贷款，极大地强化了财阀体系这一利益共同体。事实上，财阀银行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从前的财阀持股公司，起到了财阀集团的战略制定、战术协调和利益枢纽的核心作用。

  财阀银行不仅从居民的储蓄中筹措资金，同时也逐渐借重中央银行的贷款。如此一来，财阀体系比从前能够动员的经济资源更大，进入的领域更多，面临的竞争更小，组织体系更加灵活。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三井集团。三井银行、三井信托、三井生命保险、大正海上火灾保险等三井系的金融机构联合起来，对三井矿山、三井金属、三井物产、三井造船、三井不动产、三井石油化学、王子造纸等三井系企业优先给予贷款。从组织上看，虽然没有从前的财阀持股公司存在，但三井系的头头们却以交换情报为目的，以“二木会”的名义定期集会，其密切程度不亚于前财阀企业集团。

  日本最大的四大财阀，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资本合计总额占全国的25.4%，十大财阀占到35.2%。在原计划分拆的325家企业中，最终只有11家被打散，其中三菱重工被分拆为三家后，又重新合并起来。

  正是由于财阀银行的完好无损，在日本结束被占领状态之后，原财阀旗下的企业们，很快就在财阀银行的周围重新聚集起来，再次从幕后主导着日本战后的经济政治舞台。

  1946年，苏联拒绝加入美元体系，冷战开始升温。美国对德国和日本的工业“阉割”计划，同时踩了刹车。

  从1947年到1950年，日本工业被拆除的规模大大缩小，其设备总额不过1.6亿美元。日本得以保留了最重要的工业实力。这与德国所发生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没有这些保留下来的工业实力，日本战后快速复兴谈何容易。由于战争赔偿所涉及的工业设备拆除被压缩到微不足道的程度，亚洲各国没有获得战争巨大损失所必要的补偿，这使得日本在经济发展中甩掉了一个沉重的包袱，得以轻装上阵，快速崛起。

  麦克阿瑟在日本的另外一个重大举措，就是1945年12月发布的“农地解放指令”，在日本掀起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土地改革”运动。可以说没有农业的生产力释放，也很难有日本后来的工业崛起。

  日本农业所面临的困境与中国大致相同，日本战前的工业化，也是必须从农业获得资本积累，当本国农业的产出无法满足工业原料供应时，急速发展的帝国工业，迫使日本政府向中国和东南亚大举侵略扩张，以获得工业原材料、粮食和石油的供给，同时为日本工业产品提供大举倾销的市场。在战后，当日本丧失掉所有的海外殖民地和占领区时，不仅断绝了工业原材料的来源，也丧失了消费品的市场。明治维新以来的工业化积累，在战火中耗损殆尽。如果不进行“土地改革”，农业生产的继续低迷，将迫使占领军当局不得不面对一个无法养活自己的日本，这将成为美国人长期的经济负担。

  麦克阿瑟在日本发动的“土地改革”，是由政府强制性收购地主的佃耕土地，然后平价卖给佃农，这也是日本国内早就期盼的改革，不过，在日本财阀、军阀与地主结成同盟的帝国时代，土改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只有在战后，美国占领军当局才有足够的动机和力量，一举摧毁了日本千年以来，地主阶层垄断多数土地的制度。佃农第一次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他们不必每年再向地主缴纳一半或更多的粮食地租，这大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热情，农业产量屡创历史新高。战后的一段时间，农民的生产力甚至高于城市。农民在市场中高价出售粮食，从而赚得了相当的财富，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占人口一半的农民在随后的20年中，逐步减少到人口的1/3，但农业生产却增加了一倍。由此可见，土地改革对农业的巨大促进作用。

  也正是由于“土改”的成功，使得日本在1948年及随后的年份里，迎来了农业的繁荣，不仅缓解了粮食短缺和通货膨胀，而且支持了日本轻工业的十年恢复。

  不过，在经济出现真正的复苏之前，日本还必须解决通货膨胀的难题。

  “倾斜生产计划”，带来了煤钢和通胀

  1945年战后初期，日本与德国的经济处境大体相同。在战争中，日本共有119个城市化为废墟，毁于战火的住房达236万栋，900万人流离失所。近一半的工业设备、道路、桥梁、港湾设施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工业生产急剧下降，1946年仅相当于战前的30%。在战争中，日本的货币流通总量暴涨了24倍以上，黑市物价平均飙升了29倍。1945年农业歉收，大米产量只有往年的60%。严重的粮食危机、极端的物资短缺、恶性的通货膨胀，引发了日本接连不断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政局持续动荡。

  当美国占领军当局宣布停止日本军工生产时，大批军工企业立刻面临断炊的危机，机械、化学、冶金等配套的工业部门也基本停顿下来。占国民经济半壁江山的军事及配套工业一旦停摆，大规模失业将如影随形，再加上海外军队和移民纷纷回国，日本的失业人口一度高达1130万人。物资短缺、粮食匮乏、通货膨胀，迫使政府严厉实施定量供给，而这一措施毫无疑问地将刺激黑市价格如火箭一般蹿升。

  日本银行体系在战争中，向军事工业发放的贷款高达贷款总额的一半，特别是六大银行的军工贷款更占到90%的惊人比例，这些贷款已铁定成为无法回收的烂账，战争结束之日，也就是这些银行破产之时。为挽救银行体系和整个经济局势，日本政府在宣布投降的当天就发表声明，在允许银行客户继续自由取款的同时，也允许金融机构为企业继续提供新的巨额贷款。这种无视坏账的存在，继续发放巨额贷款的行为，无疑又将加剧通货膨胀的恶化。

  1946年，日本政府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危险之中，恶性通货膨胀如果不能迅速控制，革命与暴动的可能性就会与日俱增。

  在如此恶性的通胀下，日本民众急切地希望取出银行存款，迅速购买各类黑市商品来保护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储蓄，银行挤兑的危机已经迫在眉睫！银行严重恶化的资产负债，哪里还经得起民众的挤兑？日本政府在财阀们的急迫要求下，向美国占领当局请求紧急应对通胀危机，麦克阿瑟也担心如果问题继续恶化，可能引发日本大规模的骚乱，甚至爆发革命。因此，麦克阿瑟立刻责成日本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制止危机的爆发。

  1946年2月，日本政府出台了“金融紧急措施”，发行新日元，回收旧日元，民众必须在限期内将所有旧日元，存入银行的储蓄账户，在账户中兑换成新日元，但最多只能取出500新日元作为日常开销，这一数字几乎只能维持极端贫困的生活状态。政府用冻结存款的方式，暂时缓解了即将爆发的银行挤兑危机，用以旧换新所形成的货币流通剧减，来压制黑市物价的狂涨。从短期效果看，物价疯涨的局面被短暂遏制，从而渡过了一个金融危机的鬼门关；但从长期看，没有解决任何实质问题。

  与1948年6月德国的货币改革相比，德国以1个新马克换10个旧马克，银行在资产与负债两个方向上同时削减10倍，用“平衡票据”（未来的国债）来置换银行资产，虽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财富再分配问题，但一步到位地消灭了通货膨胀的货币根源。虽然惨烈，但也不失为一种“长痛不如短痛”的根治疗法。而日本的“金融紧急措施”，则完全是为了应急，并没有从根本上减少通货膨胀的压力，只是延迟了问题的爆发。

  如何有效利用这一难得的“延时”来根治通货膨胀呢？如果不愿从收缩货币入手，那么就必须从增加商品供应来突破。这就是日本政府推出的“倾斜生产计划”。该计划的主要目的就是集中有限的资源，增加煤钢生产。由于煤炭是工业的能源，而钢铁是工业的原料，有了这两种物资，就能带动其他工业部门恢复运转。

  1946年，日本的工业生产大约为战前的30%，如果生产能恢复到60%，日本政府认为大量增加的商品就会抵消过剩货币的冲击，如此便可结束通货膨胀。只有制止通胀，才能真正开始经济复苏。要达到这一目标，煤炭生产必须由20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为此，需要占领军当局为钢铁部门提供重油和铁砂，然后以增产的钢铁来供应煤炭部门，促进煤炭增加生产，再以煤炭进一步推动钢铁。

  在这个思路指导下，政府开始集中所有财源，于1947年1月专门设立了“复兴金融公库”。公库的资金来源就是中央银行的信贷，最终则体现为政府的财政赤字。在1947—1948年，公库一共放贷1259亿日元，占整个工业信贷的1/3。另外，政府还从预算中拨出850亿日元的巨额资金（占预算总额的12%），来向“倾斜生产”的企业进行价差补助。煤炭工业得到了475亿日元的贷款，约占公库全部贷款总额的38%。有钱自然好办事，结果1947年煤炭生产应声增长了近30%，同期的钢产量也增长了21%。1948年，日本经济出现了初步好转的迹象。工业生产恢复到战前的54.6%，其中煤炭达到90%，钢铁49.2%，基本达到了事先设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