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第27章 蒋介石的金权天下(5)

2016-08-22 作者: 宋鸿兵
  日本人心里非常来气,罗斯竟然把自己当三岁的孩子戏耍!“满洲国”早已是囊中之物,罗斯竟然要拿日本损失的满洲关税,来帮英国在蒋介石面前卖人情?简直岂有此理!更可气的是,罗斯竟然用区区贸易的小恩小惠,来交换日本放弃控制中国货币发行的巨大利益?日本人被气得七窍生烟。

  最后,日美都不配合,英国只有自己上阵了。罗斯以高级顾问的身份于1935年9月到达中国,表示来华一个“重要职责”便是调查在中国管理通货是否可行。

  他和英国财政部的帕齐,以及荷兰银行的罗利斯进行了这一“研究”。正如所料,与当时日本的看法相反,他们得出了“相当可行”的结论。“研究”发现,虽然华北的白银运输受到“干扰”,但是已有大量白银集中到了上海和南京的国民政府银行,因此实施管理通货制度,有足够的白银维持外汇市场的稳定,从而保证通货的稳定。所以英国认为,可以为中国提供贷款,并促成币制改革。

  后来,据钱币司司长戴铭礼回忆,他奉命由南京赶到上海,参与拟订币制改革布告的文字工作。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从英文稿译成中文,对于方案第六条条文翻译总是不妥贴,宋子文最后说:“只要说清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即可,其余不必多言。”其实这句话的“技术含量”相当高,表明蒋介石在平衡各国的过程中,也希望谋求利益最大化。财政部币制改革布告的拟稿工作到午夜完成,工作人员再赶到孔祥熙的住所,由孔祥熙签字后连夜发出。[15]

  可叹的是,堂堂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重要的货币改革文件,都是由英国人来起草的,这样的政府,哪里谈得上有货币独立的可能?

  1935年11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法币政策,规定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所发行的钞票为“法币”,即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禁止银元在市面流通,限令各金融机关和民间储藏的白银、银元交由中央银行收兑。孔祥熙和李兹·罗斯经过多次“秘密筹划”,最终确定法币对英镑汇率,法币1元兑换英镑1先令2便士半,这样法币就同英镑通过汇率联系起来。

  中国的法币从这一天起变成了外国货币的附庸。

  蒋介石与英国达成的“货币共识”中,汇丰银行是个关键因素。当中国发生白银风潮时,只有汇丰银行有实力来维持上海的市面,它在中国金融市场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庞大的资金力量,令《汇丰史》的作者都感叹道:“汇丰银行能使一个大国的货币,在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保持稳定,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16]

  币制改革后,遵照英皇的敕令,汇丰银行带头把库存的数千万银元移交给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换取中国的纸币法币,渣打等银行也马上无条件答应交出白银,同时对币制改革表示拥护。[17]

  英国驻中国公使对英国侨民发了一个通告说:“凡住在中国之境内英籍法人或个人,如以现银偿还全部或一部之债务者,应以违法论。”白银国有化使国民政府取得白银约三亿元,南京政府再把大量白银运到伦敦出售换成英镑存在英国作为准备金,以维持法币的稳定。最初,国民政府存在英格兰银行的法币准备金约2500万英镑。

  法币的英镑化,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神经。英国公然挑战日本的势力范围,法币的英镑化,意味着中英之间的同盟已在货币层面完全锁定,日本与英国的决裂将难以避免。同时,日本开始加紧对中国华北的侵略扩张。既然法币日元化已成泡影,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蒋介石为了平息日本方面的愤怒,也要拿出个“交代”。财政部发表币制改革的同一天,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同意袁良“主动”辞去北平市市长的职务,同时废除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这两件事,都是日本华北驻屯军向华北的中方官员提出的要求。蒋介石采取了低姿态,满足了日方的要求,希望能够缓和日本方面的压力。但日本却不买账,关东军和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意见认为,实施币制改革会使华北经济枯竭,英国将会在经济上控制整个中国。这促使土肥原少将提出了有关方针:“让华北在经济上与南京政权一刀两断。”

  同时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价发表声明,断然拒绝将华北地区的现银南运,反对币制改革。[18]日本外务省发话,指责此项币制改革的矛头直指日本。日本在北平指使浪人和流氓,在市场上用外币购货,若店铺用法币找零钱,则声称不能兑现而强行拒绝。如此往复,致使各家商号不敢再接受法币。一时间,华北地区人心惶惶。到抗战爆发,日本干脆开始自己动手,“DIY”法币假钞了,把假法币倒过来换成外汇,再采购物资。

  日本印制假币,是由日军参谋部的山本宪藏负责。此人年轻的时候就梦想着制造假币,终于在国民政府的法币上圆了少年时代的“假币梦”。起初山本选中了5元法币,印刷了几十万元,然而当这批假币运到中国时,却传来一个“噩耗”,这种5元面值的法币在中国已经作废了,山本的第一次行动,惨遭失败,估计是他当时太激动了,事先也没打听清楚。

  后来,他终于伪造成功了中国农民银行的低面值假币,并从中国购买了大量的物资。“二战”中,德国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了一艘美国商船,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10亿元法币半成品,上面只缺号码和符号。日本购得这批半成品后,终于掌握了法币印刷的全部秘密,日本前后共制造假法币40亿元之多。

  蒋介石试图通过争取英美来制衡日本,并专门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去研究中国的币制改革,将中国币制改革问题纳入“国防设计”之中。这说明蒋介石在考虑法币改革方案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了向英美靠拢、防范日本的意图。

  正是在对华货币控制权争夺中,连续失利的日本人“气急败坏”,进而加速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可以说,法币改革成为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导火索!

  黄雀在后,美国人笑到最后

  其实,在罗斯来华之前,中国币制改革的方案就在孔祥熙、宋子文和三位美国财政顾问的秘密参与下,早已准备就绪了。罗斯并非1935年币制改革的设计者,而作为英国代表,他的到达最终促成了与美国的既定利益相妥协的方案。

  当李兹·罗斯抵达上海时,国民政府首先安排美国顾问杨格,在南京秘密向他介绍了整个局势和币制改革的设想,让英美就中国货币问题先“碰碰”基本原则!之后才由孔祥熙和宋子文把币制改革方案的内容“告知”罗斯。[19]

  在一次秘密会谈中,孔祥熙确曾再次暗示罗斯,货币挂钩问题也是可以讨论的,但罗斯并没有继续讨论法币与英镑挂钩的问题,反倒是提出把汇率拉低到一个适宜水平,然后宣布汇率将稳定在该水平上,这样的做法显示得“较为自然”。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国民政府驻美公使施肇基,与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的谈判也有了一定进展,摩根索对于日本在亚洲侵略行为的“憎恨”,终于压倒了他对英国的疑忌。

  摩根索答应收购1亿盎司白银,但要求知道中国售银后的外汇如何处理,并提出要有一个能与美元挂钩的“确实联系”。孔祥熙立即回复说,虽然中国在币制改革中审慎措辞,但日本已经极为恼火,倘若与美元挂钩,美国能否帮助中国向日本解释?这时的美国,虽然答应了中国,但仍然没有实际动作。

  孔祥熙只好打出了最后一张牌,发电美国:“即使到了最坏的场合,我们总可以在伦敦公开市场上抛售白银,不过这样做对中美都将不利而已。”

  这封电报果然起了作用,摩根索请示罗斯福后,对法币必须钉住美元这一点表示同意,中美两国财政部达成了中国向美国出售白银5000万盎司的协议。这笔5000万盎司的白银,由上海的大通银行和花旗银行各投标2500万盎司运往美国,售得的美元照协议的附带条件,存在纽约的大通银行总行。[20]

  中国要稳定币制,迫切需要将收购的银元出售,以换取更多的外汇储备。国民政府决定由陈光甫赴美谈判。谈判结果是,中国中央银行将采取钉住英美汇率中,币值较高一方的办法,也就是当英美汇率发生较大变动时,中国央行将调整其中币值较低一方的汇价。

  这样《中美白银协定》正式签署,由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白银按50美分作价,向中国续购白银5000万盎司,以维持法币汇率,并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00元等于30美元,这样法币又与美元通过汇率“联系”上了。

  中国后来又陆续出售给美国几批白银,得到的美元作为中国的外汇储备,都存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或其他的美国银行中。档案显示:到日本发动“七七事变”之前,国民政府外汇准备金中,美金为0.739亿美元,英镑达0.92亿美元,日元仅有一个零头。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英美两国对国民政府的财政控制,而法币成为了英镑和美元的共同的附庸,并坚决地把日元“排斥”在外了。

  其实,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以及对法币美元准备金的不断加强,后来的法币实际上已被拉入美元集团,国民政府在财政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也越来越深。

  法币改革的结局就是,英国的“螳螂捕蝉”在前,而美国则是“黄雀在后”,法币最终被绑上了美元的战车。

  法币改革,使得蒋介石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以“四大家族”所直接掌控的“四行两局”体系,直接控制了中国的工商业。官僚与买办资本彻底合流,共同瓜分中国的财富大饼。

  宋子文、孔祥熙在法币改革过程中,做了大笔白银生意,英美大量收购白银,孔祥熙也从中大发其财。而宋子文就更夸张了,《亚洲华尔街日报》曾经做过一个评选:在过去一千年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中,包括文莱苏丹陛下哈志哈山纳柏嘉,以及比尔·盖茨。在入选的50人中,有6名是中国人,他们分别为成吉思汗、忽必烈、和珅、太监刘瑾、清朝商人伍秉鉴,还有就是宋子文。

  当蒋介石最终完成了法币改革,他就已经奠定了蒋家王朝的金权天下。然而,日本对华的侵略扩张却在变本加厉,严重威胁着刚刚完成货币统一的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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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江南席家,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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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中国金融通史第三卷,洪葭管著,中国金融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5]江南席家,马学强著,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00页

  [6]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杨端六著,三联书店,1962年,第261页

  [7]山西首富孔祥熙,陈廷一著,东方出版社,2008年,第317-323页

  [8]一九二七至一九三七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美)杨格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24页

  [9]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19页

  [10]申报,1934年8月22日

  [11]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1840-1949年),郑友揆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104页

  [12]民国经济史,朱斯煌编,1947年版,第408页

  [13]中央银行史料,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第318-319页

  [14]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64页

  [15]金融话旧,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第129页

  [16]汇丰银行百年史,(英)柯立斯著,中华书局,1979年,第129页

  [17]中央银行史料,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333页

  [18]中国战时通货问题一斑,(日)宫下忠雄

  [19]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情况,(美)杨格著,陈泽宪,陈霞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20]中央银行史料,洪葭管编,中国金融出版社,2005年,第3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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